[摘要]乡贤回归，作为一种城乡人力循环模式，有利于实现村落共同体的再造。近年来，学术界对新乡贤治理研究取得极有价值的理论成果。从量化分析和质性分析两个维度对已有研究进行回顾和总结，以期为新乡贤研究提供镜鉴。
[关键词]乡贤回归；价值；模式；文献
回顾“乡贤治村”是在传统中国贤能政治背景下形成的一种村庄治理模式。随着城镇化、市场化、工业化等大潮的冲击下，城乡二元结构日益凸显，农民原子化、农村空心化和农村治理精英流失问题严重。为了实现农村治理现代化，党的十九大和2018、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都反复强调了要充分挖掘新乡贤在乡村振兴中的价值效用。近年来，随着中央政策导向的日趋明确，新农村建设中的新型主体力量“新乡贤”日益受到众多学者、政府部门、媒体的关注。当前，历史学、管理学、社会学以及道德哲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从不同学科的角度对“新乡贤”进行阐释、解释和界定。尤其在乡村治理、文化建设领域为盛。回顾和总结学术界研究新乡贤的学术成果，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量化分析：基于中国知网数据库的统计分析
现代乡贤也即新乡贤。新乡贤一词出现的时间较短，2011年才出现第一篇报道。2014年开始，相关文献资料大量涌现。截至2019年8月20日，在知网、维普、万方三大文献数据库中搜索关键字“新乡贤”，共获得295篇相关论文文献，其中期刊论文190篇，会议报道72篇，博士论文1篇，硕士论文32篇。从时间维度上看，新乡贤研究起步较晚，但随着中央文件不断出台，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价值作用不断凸显，学术界相关研究呈现“井喷”趋势，是研究的热点之一；从类型维度上看，已有研究文献种类丰富，涵盖核心期刊、普通期刊、新闻报道、硕博论文；从研究视角维度分析，新乡贤研究囊括政治学、社会学、人口学、管理学、法学等不同学科相互交叉研究。
为了能够正确认识乡贤回归的研究热点和前沿动态，基于CiteSpace可视化图谱软件对国内研究现状进行分析。结合Export输出的Network SummaryTable，筛选出共现频率和中心性较强的前10个关键词，分析研究话题的前沿动态。根据乡贤回归文献信息可视化可以发现三个特征：一是横向来看，2015年和2016年乡贤回归的文献研究最多。二是纵向来看，已有研究的主要关键词是“新乡贤”“乡村治理”“乡贤文化”等，紧紧围绕公共管理和乡村治理的研究主题，传统文化资源与新乡贤之间的传承关联，乡贤回归促进乡村治理的作用机制等方面进行。三是从研究的宽度和深度分析，现有研究还处于造就期，相关研究文章数量少、质量良莠不齐，还不足以支撑其成为一个成熟稳定的研究对象，文献内容也大多偏向逻辑分析或学理研究，与实践结合少，其研究的视角和范围仍有较大的拓宽空间。
二、质化分析：我国对现代乡贤回归的内容分析
（一）内涵意蕴：新乡贤概念
1.从旧乡贤到新乡贤：发展脉络演变。乡贤一词盛于明清。“士大夫居乡者为绅”，退隐乡里的为官者成为乡贤阶层的主要构成部分，重构了乡村经济与社会秩序。鸦片战争后，乡贤群体盛极而衰。一方面是清末统治阶级的腐朽无能，另一方面是外国列强的侵略，乡村社会备受冲击，大多数乡绅退隐政治舞台。改革开放后，农村社会结构几度发生变动，尤其户籍制度改革，允许城乡人口自由流动之后，农村很多青壮年“能人”转移到城镇，导致农村急剧衰落。当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重新救赎乡村时，新乡贤就是广袤农村的深情呼唤。
2.古今乡贤比照：分化与差异。现代乡贤与古代乡贤相比，其最为显著的差异为活动的地域范围。
新乡贤基本都不生活在乡村，而古代乡贤大都生于斯、长与斯、服务于斯。从乡贤范围划定进行对比，新乡贤囊括经济、政治、管理、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精英，分布于体制内外的各行各业，范围广泛且门槛较低。从传承与创新角度来看，现代乡贤继承了传统乡绅的部分基因，也剔除了传统的“礼”中人与人之间不平等不合理的因。从能力建设上，新乡贤除了具备古代乡贤所具有的优秀品质外，还需具备现代化的知识和能力，如掌握并运用法律、技术、经济手段，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
3.构成及类型：新乡贤划分标准。关于新乡贤的构成，存在传统乡贤观和现代乡贤观两个划分体系。传统乡贤观认为，体制机制是确定乡贤的公正标准，长期奉献于体制并在年老退休还乡的精英人士才能称为乡贤；名气与能力、学识成正相关，新乡贤应是一定地域范围内具有较大知名度的名人。现代乡贤观则认为，新乡贤不应有地域范围划定，只要对乡村治理作出积极贡献的都是新乡贤，包括体制内外、乡里乡外的精英。韦幼玲等人从新乡贤的社会结构划分出政治型乡贤、经济型乡贤、道德型乡贤和社会型乡贤；从新乡贤的组织资源角度划分出了体制型乡贤和非体制型乡贤，其中这两种划分方式下的新乡贤具有重合。
（二）价值与功能：新乡贤的作用
1.文化功能：重塑乡村道德规范。我国农村正处于乡土社会转型阶段，随着城乡二元结构逐渐被打破，现代文明和封建传统相互碰撞，农村社会的文化、生活、思想观念和结构等均受到现代化的冲击，在加上农民对本地文化的漠视，乡村中优秀的传统文化没有得到有效的继承和发扬，乡村社会道德失范现象频发。新乡贤回流乡村，能够实现乡村精英的自我循环，挽救乡村文化，恢复乡村道德。新乡贤文化无论是在受众群体还是传播效用上都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它根植于乡土，以善举行为做示范，以教化垂范后人，融合现代社会改革精神和创新精神，这对于重塑乡村精神文明、引领乡村核心价值观具有推动作用。
2.政治功能：强化村民自治形态。自1987年全国农村实行村民自治以来，虽有所发展，但农村是国家行政权力的末梢系统，长期以来存在着乡村自治意识薄弱、自治能力不强等问题。新乡贤是与社会联系最为紧密的群体，他们能与村民形成良性互动，深人体察村民诉求，并且能将自身的文化学识、管理方法、先进经验运用到村民生活中，完善乡村自治，从而强化乡村治理的内生基础，弥补现行治理体系的不足，提升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与效率。
3.经济功能：提升资源聚集与扩散。由于历史、地理、环境、交通等众多不利因素的制约，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较为滞后。随着精准脱贫、乡村振兴战略的大力实施，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从经济学的角度考量，政府的资源有限且乡村自身资源缺乏，面临着招商引资难、治理人才短缺、治理成本高等现实困境。新乡贤作为一支新型治理主体，可凭借自身在外积累的丰富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人才资源、信息资源来共同参与乡村建设，有效联结政府、市场与村民之间的桥梁纽带，弥补政府与市场在乡村治理中的不足。新乡贤通过发挥自身“帮、扶、带”的作用，扶持村民脱贫致富，从而促进乡村经济发展。
4.社会整合功能：维护秩序良性运行。乡村社会矛盾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会发生。在发生乡村社会矛盾时，就需要快速响应、化解危机。而新乡贤的兴起与发展，凭借自身较高的社会声望，能够在官与民之间发挥“协调器”的作用，协调各方利益，及时调动和组织有限资源，调解乡村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丰富的文化生活是现代乡村的一隅，可以提高乡民对农村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农家书屋的建立、农技培训班的开设、文体活动的开展等多样的实践也离不开新乡贤的组织与协调。
（三）运行模式：新乡贤治村的支撑架构
1.身份：进入乡村场域的表征。我国农村社会是封闭性与开放性并存的场域，新乡贤要进入农村参与乡村治理，必须先获得身份表征。新时代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身份概况起来共有七种：一是“领头羊”型，新乡贤以下派、引进等适当方式回村成为村支部书记，成为乡村治理的领导核心；二是“领导层”型，进人村支部委员会并在其中发挥作用；三是“主治体”型，进入起主要治理作用的村委会并成为村主任；四是“参治型”，进入农村群众性自治组织如村妇联、村团委、村监委等；五是“生力军”型，通过融入农业专业合作社、农业专业协会、农村法律顾问委员会等农村社会组织；六是“服务队”型，作为社会志愿者的身份帮助村民改善生活和提高素质；七是“施加影响”型，通过乡情恳谈会、乡贤议事组等形式影响乡村治理有关决策的制定。
2.模式：乡贤治理乡村的形态。在不同地域范围内，基于自然环境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新时期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实践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以浙江省德清县为代表的乡贤参事会主导治理模式。乡贤参事会在基层政府领导下成立，接受政府的领导以开展工作，独立自主性较弱，其主要职责是为基层政府决策出谋划策，增加民主性，价值功能相当于政府的智囊团。二是以广东清远市为代表的乡贤理事会主导治理模式。乡贤理事会在村两委领导下成立，接受村两委班子的领导，乡贤理事会成员多与村两委班子成员重合，独立自主性比较强，其价值功能为强化村民自治，主要承担调处民间纠纷、筹措公益资金、评选慈善、组织乡村文娱活动等工作，乡贤理事会与基层政府存在双元权力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对政府权力实行间接监督。本文参考文献详见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