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赛珍珠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在小说处女作《东风·西风》中，她以传教士特有的文化身份和意识形态，对身处时代变迁的中国女性进行了细腻的刻画，试图为身处男权社会和东西方双重文化交替之中的中国女性建构话语权威。在后殖民女性主义语境下，她的创作带有“帝国女性主义”的倾向，因此其作品中女主人公话语权的获得、身体经验的解放等建构自身主体意识的行为体现出一定的局限性。
【关键词】赛珍珠；《东风·西风》；后殖民女性主义；属下女性
赛珍珠是以书写中国题材闻名的美国女作家，也是美国文学史上第一位同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和普利策奖的女作家。《东风·西风》是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讲述了在中国男尊女卑封建思想中成长起来的桂兰，如何在留学归国的丈夫的要求和影响下慢慢转变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故事。后殖民女性主义由后殖民主义与女性主义结合而成，是致力于反抗帝国殖民主义和男性霸权主义压迫的批评理论。本文所提到的“属下”概念由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在其著作《狱中杂记》中提出，意指那些没有权力或地位的弱势群体和阶级。“属下女性”是印度女批评家斯皮瓦克在后殖民女性主义语境下对“属下”一词的进一步阐释，主要指除了占统治地位的精英们外，不同阶层中处于从属地位的女性群体。在某种程度上，赛珍珠在小说《东风·西风》中塑造的女主人公桂兰就与斯皮瓦克提出的属下女性形象相吻合。
一、沉默：双重话语霸权中属下女性的失语
西方思想体制的形成与发展建立在二元对立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之上，即将存在着二元对立的双方设定于一种等级之中，使次要的第二项从属于首位的第一项，继而在这种对立关系中建立起等级差别。因此，在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人民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中，始终存在着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二元对立，而属下则是统治阶级为了强化自身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的主流地位而极力建构出的处于从属地位的他者形象，是被迫成为没有自身历史和主体意识的沉默群体。斯皮瓦克认为，从二元对立体系和殖民主义的发展过程来看，帝国主义和男权社会对妇女群体的压迫形成了一种共谋关系，所以即使殖民地人民在民族独立之后获得了一定程度的阶级解放，妇女地位低下和话语权缺失的现实困境依旧没有改变。故斯皮瓦克表示：“如果属下没有历史、不能说话，那么，作为女性的属下就被更深地掩盖了。”在帝国殖民主义和男权社会的双重压迫下，属下女性的主体意识被压制，在沉默中失去了话语权力。《东风·西风》的女主人公桂兰出生在旧中国的一个传统家庭。从出生那天起，她的主体意识就被父母影响：服从长辈指腹为婚的婚姻安排，接受男尊女卑的思想教育，并以此为准则检讨自己的一言一行。十岁那年，桂兰就被母亲教导：“女人在男人面前应该像花一样悄然无声。”甚至结婚前一天她的母亲还在叮嘱她：“我教你的一切都考虑到两个人：你的婆婆和你的丈夫……总之，你要顺从，就像花顺从阳光和雨露那样。”这种具有性别等级差异的思想长期影响并压抑着桂兰的主体意识。
桂兰的丈夫是一名有着西方留学经历的青年，拥有与封建思想截然不同的理念，在婚姻关系中倡导男女平等。因此，当他在新婚之夜告诉桂兰，他想与她建立如同朋友一般平等的夫妻关系时，桂兰感到惊讶、茫然，并陷入沉默，“一句话也不敢说，不知该怎样回答”，这与桂兰从小接受的顺从式教育背道而驰。生活中桂兰事事顺从并努力取悦丈夫，却无法与其正常相处，为此她向母亲寻求帮助，母亲却告诉她：“你已经不是我家的人，而是你丈夫家的人。除了按他的愿望行事，你别无选择。”于是，面对代表西方殖民主义思想的丈夫所传授的男女平等观念之时，作为属下女性的桂兰，无法在母亲或丈夫任何一方的话语空间内建立起自身的话语权威，“只能独自悲伤，不知自己缺少了什么”，逐渐在自身主体意识的迷失过程中陷入失语的沉默状态。
二、觉醒：解放身体经验后属下女性的发声
由于帝国殖民主义和男性霸权主义的双重压迫，属下女性丧失了主体意识，在历史上长期处于无法言说的失语状态。尽管在斯皮瓦克看来，属下女性是沉默不能说话的，但作为知识分子的女性有为她们发声的责任，不仅仅是代其言说，还要帮助她们显现自身，占有她们的身体经验，进而去发现她们被掩盖的主体意识，建立属下女性的话语权[7]。在性别文化的相关理论研究中，“身体的形式不仅是一个自然的实体，也是一个文化的概念，这是一套通过它的外观、尺寸和装饰的属性对一个社会的价值观进行编码的手段”。“三寸金莲”是旧中国传统女子的典型身体特征，赛珍珠在《东风·西风》中也对桂兰从缠足到放足过程中一系列思想观念的变化进行了着重刻画。
婚前在教导桂兰与丈夫的相处之道时，母亲曾骄傲地表示，桂兰的脚是同辈人中最小的，这样的小脚定会使其得到丈夫更多的喜爱。然而桂兰的丈夫是西方留学归来的医学生，更欣赏女性的自然美，认为缠足是“百害而无一利”。他还利用西方解剖学知识把小脚的骨骼形态画出来给桂兰看，并告诉她小脚一点不美、不时髦，希望桂兰把脚放开。彼时母亲那些以“丈夫会称赞小脚的美”为价值观的教诲已内化为桂兰思想观念的一部分，此时面对希望自己放足的丈夫，她“被他的话惊呆了”。由于思想观念不同，在前期婚姻生活很长一段时间里，桂兰和丈夫没有任何共同语言，她始终是“一个人生活在雾一般的寂静之中”。捱过了漫长的孤单日子后，桂兰开始慢慢地意识到，以前接受的那些贤妻良母式的教育并不能使她生活幸福，于是她开始尝试做出一些改变，刘太太的到访促使她下定了决心。桂兰发现，在见到毕业于西方大学的刘太太之后，平时不愿与她交流的丈夫变得热切且滔滔不绝，如同换了一个人一样。尽管刘太太长得根本算不上传统意义上的漂亮，脚上还穿着和男人一样大的鞋。丈夫对刘太太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桂兰，使她决定抛弃以往那些传统观念的束缚，像刘太太那样解放自己的双脚，以谋求一个能够在生活的话语场中与丈夫交流发声的机会。放脚之后，桂兰发现她与丈夫之间再也不是无话可谈，“他问我各种问题并且很注意地听我的回答”，也会“像对孩子那样安慰我”，她的生活慢慢地发生着向好积极的改变。
三、后殖民女性主义视域下赛珍珠创作的局限性
后殖民女性主义者们致力于为第三世界女性群体发声，反对带有“帝国女性主义”倾向的、将第三世界女性群体置于二元对立中从属位置的西方中产阶级女性主义，否认白人女性主义者们宣称的所谓具有普世价值的“姐妹情谊”，因为“她们谈论的妇女压迫其实是她们自己的经历；她们谈论的妇女史真正指的是欧洲的妇女史；她们的方法经常是狭隘沙文主义的”，并没有考虑到西方中产阶级女性群体和第三世界女性群体之间，由于阶级、种族、经济能力等因素所导致的现实鸿沟。尽管赛珍珠在中国生活了相当长的时间，但美国传教士的身份使她潜意识里还是将西方文化视为更高级、更优秀的文化，因此她的叙事文本也体现着这种强烈的白人女性主义者的主观意识。就“桂兰放脚”事件来说，桂兰最后的确抛弃了缠足的封建陋习，解放了自己的身体，但这一决定并不完全是她受主体意识引导做出的主 转变以及自身主体意识的觉醒，都是在丈夫所代表动选择，而是在丈夫的引导下做出的被动选择。在女权运动中，西方女性主义者们主张，女性只有走出家门参与公共社会活动，才能真正实现男女平等，并且“非常强调身体的解放，认为自己在这些方面做得非常好，可以成为世界的楷模……在这一点上东方女性比较落后。在旧中国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男主外，女主内”一直是传统家庭的写照。农耕社会中，强壮的男性由于可以在外从事劳动获利而拥有绝对的经济地位，身体素质较弱的女性只能依附于男性以谋求生存，这就导致了男性在家庭中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女性从而逐渐失去自身的主体意识，“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思想影响着旧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女性。因此，当新婚之夜丈夫说他会平等对待她的时候，桂兰的反应并不是得到解脱的轻松感，而是一种烦恼痛苦的无力感，认为自己突然失去了生活的方向和依靠。尽管桂兰最后决定放脚，但这并不是她自己意识到裹脚的危害，而是为了取悦拥有西方思想的丈夫，不得不为了他成为“现代女人”。
桂兰的身体解放和西方白人女性追求的身体解放是截然不同的，后者更多的是在女权运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自由主动的追求，而前者则更多的是为了取悦男性、谋求生存的被动选择。从旧中国的社会环境和两性关系来看，“小脚曾经是女性区别于男性的身体特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它必须变大，同于男性的身体，以适应男性审美或启蒙的需要”Ll 6I。无论是“三寸金莲”的流行，还是“不缠足会”的兴起，中国女性从未做出具有自身主体意识的主动选择。因此，从新婚之夜丈夫“宣布”要与桂兰过平等的新生活，到后来建议桂兰放脚、向桂兰表达对刘太太自然美的欣赏等，桂兰所有言行和观念的的男性话语主导下完成的。尽管赛珍珠在这部作品中极力倡导男女平等，力求为生活在封建礼教中的传统女性谋求解放，却并没有从根本上撼动男尊女卑这一价值观在旧中国社会的根基。
四、结语
传教士家庭的成长环境，使得身为美国作家的赛珍珠对西方文化有着自然而强烈的认同感，而长期的中国生活经历也使她对中国人民的生活状况有着更加深刻的体会，同时女性的身份又使得她更加关注中国女性的生活境遇。尽管赛珍珠希望以《东风·西风》这样的文学作品来为旧中国社会的女性谋求思想和身体解放，但西方白人女性潜在的二元对立思想使她的叙事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并没有呈现出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
赛珍珠《东风·西风》中后殖民女性主义解析来自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参考文献详见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